2025年4月14日下午3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寿成教授受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发表题为“从慕容燕政权谈所谓‘五胡乱华’之说”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系章义和教授主持，众多校内外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在正式开始前，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的哲嗣，黄寿成老师首先深情回顾了黄永年先生与华东师大历史系间数十年的深厚渊源，并对吕思勉先生的治学成就表达了缅怀之情。

讲座伊始，黄寿成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早在唐代就有人认为十六国时期曾出现过“五胡乱华”的现象，这似乎已成为定论，然而事实却未必如此。陈寅恪先生曾对民族文化问题有精辟的解说，即“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这个“化”就是文化。因此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各少数族也不能仅从血统上看其是否是胡族，而应从文化上对他们加以分析，进而看其是否存在所谓“乱华”之现象。

随后，主讲人根据《晋书》《资治通鉴》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指出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所建立政权的制度及所实施的措施中也多有汉魏旧制，而慕容燕各政权亦不能免俗。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鲜卑慕容氏等少数族首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有的甚至还有著述。前燕、后燕、南燕各政权又多以汉魏旧制为职官制度，至于前燕、后燕政权虽然曾一度实施 “一国两制”，但这只是一项权宜之计，其职官制度仍然是以汉魏旧制为主，匈奴的单于制为辅。相比起后世在东北地区由契丹耶律氏所建立的辽政权，是以少数族职官为主、以唐代以来的职官制度为辅的“一国两制”，二者大相径庭。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不论前燕政权，还是后燕政权，在职官制度方面并不存在所谓“乱华”的情况。此外，慕容氏的某些统治者还以鄙视的口吻称其他少数族甚至包括与其同为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为“虏”“羯寇”“胡”，称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为“虏廷”，可见慕容氏自己并没有以少数族自居。并且慕容氏还与司马氏的晋王朝多有联系，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宗藩关系。

慕容燕政权的统治集团之所以对汉文化展示出高度认同，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主讲人借助《隋书·地理志》有关区域文化的论述来观察其所割据山东地区的人文环境，指出山东地区或“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或“好尚稼穑，重于礼文”；或“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或“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可见慕容燕政权统治区域除个别地区由于地处边地，与一些少数族相接壤，人多强悍、勇侠外，大多数地区汉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这就使得割据于此的慕容燕政权中少数族统治者受到汉族的影响，接受了汉文化。总的来说，不论是前燕政权之时，还是后燕、南燕政权时期，其统治区域内以慕容氏为首的鲜卑族并不是想要以所谓胡人身份来扰乱中华，却只是想乘天下大乱之际起兵，称王称帝，割据一方。这也说明至少在慕容燕政权时期在文化方面所谓“乱华”之现象是不存在的，所谓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之说当是历史的一个误解。

在讲座讨论环节，章义和教授认为黄寿成老师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五胡乱华”问题，跳出了传统的血统论思维，展现出更宽阔的历史思考格局，同时指出将慕容燕政权与辽金政权的制度进行对比的方法具有重要价值。李磊教授则从两个方面肯定了黄寿成老师的研究：在研究主题上，黄老师的研究是对欧美中国史学界近百年来偏重少数民族政权的学术脉络进行回应；而在研究方法上，黄老师通过考察地理志当中所蕴含的观念、风俗等内容，解释慕容燕政权的政治文化与其统治区域之间的地缘关系，为传统地理志的运用提供了新思路。讲座最后，在场同学纷纷就本次讲座的主题向黄寿成老师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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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摄影：蔡田雨

编辑：王思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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